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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康:中國經濟為什么能最先走上復蘇之路
來源:國務院    點擊數:4519    更新時間:2016-03-24         ★★★
韓康:中國經濟為什么能最先走上復蘇之路
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教授  韓康

第三,政府的反危機政策含有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進一步研究還會發現,在中國政府的反危機政策中,還包含了大力推進改革的內容。中國改革開放歷經30年后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社會保障事業和公共福利的發展比較滯后,全國統一協調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始終沒有建立起來。這是我們改革、發展長期沒有邁過去的一個坎。國內在金融危機前已經醞釀過許多改革方案。但由于種種原因都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一個基本性的制約因素就是資金的盤子太小,要大幅度擴大資金的規模又遇到很多復雜的矛盾。在這次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籌措4萬億規模的投資,資金環境大大寬松了,這就促成政府下決心拿出8500億人民幣投入社會醫療改革,建立全民醫療保障體系,把醫療改革作為建立全國統一協調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的突破口。在金融危機前,出臺這樣的改革舉措和投入如此巨額的資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以上說明,政府反危機政策的合理、有效實施,對中國最先走上復蘇之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我認為這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中國經濟很快復蘇還有第二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基礎的堅強支撐。

  具體講,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基礎支撐力。

  第一,我們有相當充裕的居民儲蓄。2008年底國內城鄉居民儲蓄總量會超過20萬億人民幣,只要不出現大幅度通貨膨脹,這就是一筆價值相當可觀的國民潛在購買力。中國和美國的居民消費儲蓄狀況,對拉動需求增長的可能性狀況完全不同。美國居民的儲蓄率太低(不到3%)。長期的過度消費和超前消費,很多人已經花了后天可能掙到的錢,即使再有激勵作用的消費政策,也難以全面增加有效需求。我們的情況不同,中國的老百姓消費比較保守,很多人實際上只是在花前天掙到的錢,而把昨天和今天掙到的錢放進儲蓄,以備不時之需。如果我們的社會保障有較大改進,消費政策又比較到位,居民只要把昨天掙到的錢從儲蓄中花出去,把儲蓄增長從現在的18%下降5、6個百分點,國內市場需求增長就會大大改觀。

  第二,我們有充足、安全且質量比較良好的銀行資本。美國的投資銀行體系倒塌之后,商業銀行及其資本的信用質量也是千瘡百孔,如果沒有美聯儲的堅強支持,是否能夠有力拉動投資需求是大成疑問的。美國的金融危機并未見底,像“信用違約互換”CDS這樣的劣質金融產品市值高達62萬億美元,一旦最終崩盤,10個7000億美元也救不了,而這類隱性炸彈不止一個。我國到2008年11月底,企業和居民的儲蓄總量為45,5萬億,國內銀行總資產超過61萬億,資本充足率達到銀行總本的99,5%。中國有如此充足、安全且質量比較良好的銀行資本,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各國實屬罕見。這表明中國有非常好的社會投資的基礎貨幣條件,只要政策運用得當,完全可以對拉動社會投資增長發揮巨大作用。

  第三,我們有一個巨大的和具有不同需求層次的城鄉市場。在全球經濟衰退導致中國出口增長降為零或負數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把增長重點轉向國內市場。這時我們才發現,中國的市場可能是中國發展的終極優勢。中國的市場除了規模巨大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成長性很強和具有不同需求層次的市場。中國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是一個弱點,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成為市場開發的優點。當人均GDP達到2000美元的時候,大城市和發達地區逐步進入高消費時期,住房、汽車和高檔電器的消費特別旺盛,一些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耐用電器消費還遠遠沒有滿足,有些貧困地區甚至剛剛邁入現代化消費的門檻。這種市場發展狀況說明,中國不同層次市場開發的潛力都非常巨大。

  第四,我們有強大的政府經濟政治動員能力。中國的市場經濟是一種具有自己特點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模式在平時經常被人詬病壟斷力量過強、市場自由化不足、效率水平低、中央財力過大,等等。然而一旦遇到大災大難和周期性增長逆勢,其強大的政府經濟政治動員能力的優點就會表現出來。這次中央政府為了應對經濟衰退風險,在極短時間內出臺了力度如此之大的財政擴張政策,一個半月內新增投入的1000億元項目基本到位,明后兩年中央投入規模達到4萬億。地方政府也提出籌措18萬億的目標。其資源動員的效率令人嘆為觀止。在分析判斷中國經濟問題的時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這種超強的經濟政治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是絕對不可低估的。2008年中央財政收入超過6萬億,盡管最后三個月出現負增長,但全年增長仍在15%以上。國家財政赤字極少,連年大量盈余,即使2009年加發4000億元國債,赤字占GDP-的水平也僅在1,3%以下。況且,中國還有一個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作為后臺資源。

  二、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面臨的主要問題和選擇

  盡管當前中國經濟回暖、復蘇的主導趨勢已經形成,但這并不表明,中國經濟列車已經毫無懸念地走上持續增長的軌道了。我們面臨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經濟問題仍然很多。 當前國內比較突出的宏觀經濟問題是:(1)出口增長的形勢依然嚴峻。外貿出口繼續下降,1—7月的出口都是兩位數以上的負增長,5、6、7三個月的同比增長分別是26%、-21%、-23%。同期的進口也一直是兩位數以上的負增長。由于全球經濟全面回升尚早,短期內很難指望恢復危機前的出口增長。(2)工業增長的基礎還不穩定。當前主要問題是企業效益水平下降,虧損比較嚴重,不良資產的壓力增加。今年第一季度22個省規模工業利潤下降32,2%。鋼鐵行業有40%的企業虧損,化工業利潤下降19,5%,19家重點汽車企業利潤下降48,8%,7l家重點有色金屬企業凈虧損4,9億等。采礦業和金屬行業,同比跌幅超過65%,輕工業利潤也出現下跌。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政府與國有企業仍占主導地位。5月份國有企業占內資投入的34,81%,私營企業占21,05%。中小企業仍面臨融資難或經營困難。(3)政府財政收入持續下降。l一5月,國內幾項重要政府稅收項目都出現增長持續下降,其中增值稅、企業所得稅、關稅、印花稅分別下降4,7%、8,9%、36,9%、39,8%。盡管5、6、7三個月財政收入出現正增長,但1—7月同比仍然是負增長。財政收入的持續下降,給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后續性大量投入增加了困難。等等。

  當前中國經濟一個最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是國際上各方面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政府迅速動員起來的大規模投資能否持續拉動增長?

  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最優選擇的經濟政策,也沒有一種經濟政策可以是毫無成本的。即使選擇了一個比較好的經濟政策,也要看這個政策使用的合理限度和能否與時俱進的合理調整。中國政府的反危機政策也是一樣,同樣需要用這種觀點加以看待。

  如前所講,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殺手锏,是中央政府在很短時間內動員起來4萬億人民幣的反周期投資。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指導下,這個反周期投資伴隨著一個超常規模的巨額資金投入。今年1—6月,國內銀行新增貸款達到7.4萬億人民幣,不但遠遠超過同期增長水平,而且超過了原定5萬億的全年信貸控制目標。這種非常時期的非常規性貨幣供給,在非常有力地刺激和拉動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非常復雜的經濟問題。這些問題既有事先預料到的,也有未預料到的。同時,對發生的問題應該怎么看,也有各種不同的觀點。目前有三個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

  第一,關于超常規的貨幣供給已經產生了通脹預期的問題。

  為了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遏制經濟急速下滑,政府采取寬松的貨幣供給政策刺激需求,是有道理的。在危機對經濟影響十分嚴重的情況下,這種貨幣供給寬松程度放得更開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根據費里德曼的“恒定貨幣數量原理”,無論什么理由的貨幣過度供給,都會引發通貨膨脹。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這里的問題就在于,貨幣供給寬松的合理“度”在哪里?現在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反危機貨幣政策,即所謂量化寬松政策,也碰到這個問題。

  中國政府實施的貨幣政策的寬松度是前所未有的,在2008年的經濟總量為44000多億美元的背景下。今年前兩個季度的新增長貸款超過7,5萬億人民幣——約10000億美元。這個巨大的貨幣總量供給的寬松度是合理的嗎?我認為問題應該兩面看。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增長急速下滑,在這個時候打破常規性貨幣供給,采取超越常規的貨幣擴張政策,是一種很難避免的選擇。中國經濟在較短時間內止跌回升,也證明了這種選擇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問題也恰恰出在這個“超越常規”上。根據國內以往常規經驗,如果廣義貨幣M2增長連續兩個季度超過16%~18%,必定在后面的時間帶來通脹。今年1—7月M2的平均增長已高達23,2%,6月份達到28,5%,6個月的信貸總量達到創紀錄的7,5萬億。如此超越常規的貨幣擴張,既超越了政府以往宏觀管理的常規經驗,也超越了企業和老百姓家庭的常規經驗。誰都不知道以后會發生什么事情,誰都不敢說這樣的選擇沒有風險。在“無常規經驗預期”的情況下,“恐慌預期”就很難避免。由此,盡管目前國內實際物價水平還比較低(7月份的CPI為-1,8),也仍然產生了普遍的社會通脹預期。當前股票價格大漲大跌,房地產價格逆勢大漲,燃油、鋼鐵價格快速上漲,就是這種社會通脹預期的一種經濟反映。未來可能發生的資產價格泡沫風險絕不可低估。現在最令人擔心的事情是,在今年年底和2010年上半年經濟全面回升之后,新一輪通脹預期也相繼開始并不斷增強,很可能出現一種伴隨通脹的新一輪增長。

  同時,為了應對貨幣政策的傳導滯后效應,貨幣擴張總要有一個適時收斂和調整,這個收斂和調整的“點”定在什么時問,即不能提前也不能滯后,也是一個很大難題。下一步應該怎么辦?現在國內政策研究領域和學術界有三種主要觀點。一種認為完全無須擔心通脹問題,因為現在消費物價和生產資料價格還在負位運行,繼續實施財政擴張政策對貨幣供給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如果驟然減少貨幣供給,就會嚴重影響政策的后續實施。第二種觀點認為,超常規的貨幣發放和過度充裕的流動性,已經導致了很強的通脹預期,經濟復蘇之后可能出現乘數突然放大,如果繼續維持現有政策不變,必定在增長進一步上升過程中引發新一輪通貨膨脹。第三種意見認為,當前面臨信貸需求壓力和通脹可能性的兩難選擇,不能簡單的二者選一。寬松貨幣政策不能放棄,但同時需要在持續強度和信貸結構上適當調整,例如逐步降低信貸增長水平、央行加強收回流動性、防范國外熱錢大量流人、擴大中小企業和市場化信貸投資的力度,等等。我個人比較傾向于第三種觀點。

  我認為特別應該警惕近年來在我國反復發生的成本推動型通脹。我國工業增長方式對資源產品的依賴度很高,同國際市場價格的關聯度也很高。現在國際油價從每桶30多美元上漲到70美元,導致中國兩次調整國內油價。已明顯影響國內物流價格。隨著投資和生產的進一步增長復蘇,肯定會在推動資源產品和消費品成本上升體現出來,很可能導致出現成本推動型通脹。根據中國的消費傳統,第三季度是消費淡季,實際需求推動CPI的壓力并不大,食品和消費品價格的走軟仍會主導CPI走勢。由于國內燃油價格會隨著國際市場石油價格上漲而再次上調,CPI在8月份有可能轉為正值。進入第四季度特別是12月份隨著居民消費旺季到來,形成消費品價格連續上升,拉動CPI大幅上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關于大量資金進入證券市場和房地產部門的問題。

  現在國內外學界還有一個議論最多,也是許多人最擔心的問題,就是中國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刺激起來的大量投資資金,有相當部分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流向證券市場和房地產部門的投機活動。致使虛擬經濟的價格迅速增長沖淡了實體經濟增長的真實性,也埋下了資產價格增長過快可能最終拉動整個通貨膨脹的隱患。

  為什么有這么多資金流人了證券市場和房地產部門?我認為有三個主要原因:(1)準備進入實體經濟而迅速籌集起來的大量資金,由于建設周期需要分批投入,會出現一個等待時期,這個時期資金被持有者用于短期投資盈利(投機盈利);(2)現在國內實體經濟正在恢復發展時期,有較高盈利預期的投資項目不多,再加上還有許多制造業部門仍然面臨產能過剩狀況,股票和房地產相比之下就成為投資優選項目。(3)中國的證券市場和房地產部門正在快速成長時期,現在和將來都確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自然受到國內外投資者的青睞。這三個原因也告訴我們,大量資金流人證券市場和房地產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無法控制的。

  但無論如何,政府反危機政策的巨額資金是預備投入實體經濟的,這時大量資金流人證券市場和房地產部門,既分流了發展實體經濟所需要的金融資源,又增加了股市和房地產部門的不穩定風險,這當然不能是好事情。對此,政府有關部門正在采取措施,對投資項目的資金使用過程嚴格管理,防范資金向股市和房地產部門的不合理流人。各地政府對購買商品房的特殊優惠政策也在逐步弱化,嚴格執行購買第二套房的首付和利率政策,保持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隨著國內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進一步好轉,會有更多資金被吸引流人。同時,也不能對股市和房地產的融資比例和實際能量估計過高,我的估計可能在25%~30%左右。國內銀行信貸的主流和社會投資主體仍然是實體經濟部門,否則就不好解釋為何2009年前7個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高達32,9%。

  第三,關于政府大規模投資的負面效應問題。這也是一個國內有爭議的話題。這里講的政府大規模投資,主要是指政府為了遏制經濟急速下滑、避免社會經濟出現更大問題而采取的短期內最易見效的投資。這些投資項目主要集中在國家和地方基礎設施及重大項目方面,人們簡稱為“鐵、公、基”,即鐵路、公路和基礎設施。

  對此,國內外的批評意見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對“鐵、公、基”的大量投資可能帶來更大程度的部門產能過剩。對“鐵、公、基”的投入,必定擴大煤、電、油、運、鋼等基礎產業和工業上游產業的規模,而這里的一些部門已經產能過剩了。第二,對“鐵、公、基”的大量投資可能導致企業資源分配的更加不平等。“鐵、公、基”項目主要由國有大企業和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業承擔,政府資金和自他資源大量流人這些企業,這就使國有企業群體和民營企業特別中小民營企業的不平衡結構更趨嚴重。第三,對“鐵、公、基”的大量投資可能帶來更大的社會供求矛盾。“鐵、公、基”項目所形成的最終產品是需要社會消費通過市場購買來實現的,如果不能同時提高社會收入水平和社會消費水平,這些大量投資形成的最終產品就會造成更大的供求失衡。

  我認為這些批評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善意的。我想說明的是,政府積極財政政策的本意,決不是眼睛只盯住“鐵、公、基”,而是前面講的“一攬子計劃”。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短期內上馬最快、最能遏制經濟急速下滑和最有增長拉動力的項目,卻是“鐵、公、基”。因此到現在為止,這些“鐵、公、基”項目成為拉動投資的主體力量,這并非不正常,但持續穩定增長光靠這個肯定不行。有個美國學者計算了一下,中國過去10年中投資對增長貢獻率的均值為43%,現在是88%。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在政府積極財政政策的繼續執行中,應更加注意三個協調:基礎產業發展和一般制造業發展的協調、國有企業發展和非國有企業發展的協調、投資增長和社會消費增長的協調。

  中國的經濟復蘇已經走在全球最前列了。下一步應該怎么辦?決不能因成績而沾沾自喜,前面的矛盾和難題還有很多很多。在當前形勢下,中國經濟的發展應當沉下心來認真考慮一下大的戰略課題。

  首先,我預言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會有兩個大的變化:(1)美元強勢霸權的國際金融格局和經濟格局會有所調整和改變。美元的國際貨幣主導地位短期內不會改變。但強勢霸權一定會弱化和收縮。原因就在于“印制美元創造財富”的機制正在走向反面。現在,繼續大量增發美元幾乎成為美國貨幣當局穩定經濟唯一最有效的辦法,這就逼使美元債券持有國包括中國加快減持美元債券,謀劃其他的國際支付手段,最后又反過來大大壓縮美元體系的陣地。這種情況的影響將會是非常復雜的。(21低碳經濟的發展將對全球產業新格局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在國際石油價格剛性高位增長、新能源技術趨于成熟和新一輪全球產業競爭這三個主要因素的聯合作用下,低碳經濟很可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成為一種新的經濟潮流,帶動一大批新興行業的發展,形成類似90年代IT產業那樣的“新經濟”。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得不在這個新的全球競爭態勢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第一個變化對中國高度依賴出口的增長方式提出了挑戰。中國在減持美元債券后,當然需要謀劃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但更需要考慮如何把大量外匯儲備所代表的“國際購買力儲存”,加快向內需轉化。同時。美元強勢霸權的弱化和收縮,對美國居民利用美元貨幣的便宜而無限制擴大信貸消費的行為產生抑制作用,由此產生的總需求增長減緩,也會反映到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增長上來。中國要恢復危機前的出口高增長,以高出口支撐高增長,恐怕不是短時間可以辦到的事情。由此,擴大內需的方針,就可能不僅具有反危機的短期效應,而且應該成為一個長期的戰略性選項。

  第二個變化對中國以高碳經濟為基礎的工業化模式提出了重要挑戰。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提出低碳經濟方針,顯然是一個雙刃劍。一方面對自己提高發展水平有利,同時可以通過制定新的國際經濟游戲規則制約發展中國家(薩科奇已經提出了高碳關稅建議)。美國正在圖謀成為綠色經濟的霸主,奧巴馬政府已承諾美國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減少80%,使美國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政策和技術的領導者。中國正處于工業化高速發展時期,低碳經濟還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空間,如果完全遵循發達國家的低碳經濟規則,我們就什么也干不成了。但如果依舊按照現有粗放式工業化模式繼續發展,肯定也不行。因此,中國必須探索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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